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最初致力于“加速战略”，旨在全面提高苏联经济社会指标。务实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需要拿出品见成果，以提升其说服力，从而动员民众支持。
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改革时遇到了挑战，因公务体系和民众对于引入新模式并不热衷，他们习惯于过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人的因素”是制约改革的关键，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需要激发“人的积极性”。由此，“新思维”逐渐丰富起来。但既有体系的僵化和阻力给戈尔巴乔夫带来了新的考验。
随着“加速战略”的受挫，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转向体制改革。他意识到掌控权力能够促成既有治理结构的变革。但改革需要切入点，在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提出：“推进加速，需要强化民主……”。这标志着从“人的因素”到体制改革的转变。但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所提及的“民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调动人们参与改革积极性为出发点，以此来改革体制。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扩张诉求与继续推行改革目标产生了矛盾。
通过调查，戈尔巴乔夫发现，虽然民众对僵化的体制心生不满，但却也存在着对变革的渴望，尤其是对腐败问题的质疑。部分别有用心者试图揭露过往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则给民众带来了希望。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保障人权，提高人的社会积极性”。他强调“改革的核心是让人民成为政治进程、经济生活和社会精神领域（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戈尔巴乔夫将“民主”作为改革的中心议题。
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他写道，改革的基础是民主，改革的重点是社会生活的全面民主化。这句话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当时对民主的理解，但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全面民主化”。如何界定全面性？界限为何？戈尔巴乔夫并未明确界定，他认为只要能够激活体制、科学、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即可。却有人打着“全面”的旗号肆意妄为，而戈尔巴乔夫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并释放受压抑的生产力，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抛弃以往的传统体制做法。正如我在之前文章中所述，俄罗斯民族以勇敢著称，但有时其行为举止较为仓促，缺乏周密论证，便盲目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也并非完全源自个人，其身边有一位“西方化”人士雅科夫列夫，他为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戈尔巴乔夫后期的改革受其影响较大。
戈尔巴乔夫找到的突破点是苏维埃，他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这句话必须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如果脱离苏共的领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便失去意义。但戈尔巴乔夫教条式地推行这句话，认为苏共需要淡出经济和社会生活，让苏维埃全面承担起这项工作，恢复其过往的权力和威信。这里所提到的“苏维埃”，实际上是苏联的“议会”。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指出“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制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此后，苏共开始退出经济和社会主管部门的职能。
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一问题时，目的是为了防止改革逆转，并未意识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他首先在理论层面提出这一观点，之后持续进行宣传。
1988年夏天，“加速战略”宣告失败，苏联经济不仅未见好转，反而出现下滑。客观因素固然存在，但戈尔巴乔夫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障碍。虽然他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体变化并不明显，这些口号仅仅迎合了他的政治需求，而非真实的改革成果。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会议上指出：“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放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 ，而且会使改革失败。经济管理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已经成为突出现象……。”
戈尔巴乔夫指出，现行体制虽能实施强制措施，却口头上宣扬民主，却仍独断专行，缺乏批评和公开性。他再次强调要恢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了增强自己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也提出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苏共领导人推荐到苏维埃主席岗位上……。”这些主张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