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的在说爱情吗？ 这场辩论已持续两千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诗可谓家喻户晓，婚礼上更是频繁出现，恐怕连司仪都快要说腻了。
这句诗真的在歌颂爱情吗？ 这个问题竟然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
这两句诗出自《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版本主要源于汉代毛亨所传，也称《毛诗》。
其实，汉代研究《诗经》的不止毛亨一家，还有齐、鲁、燕三家，分别对应《齐诗》、《鲁诗》和《韩诗》。西汉时期，《毛诗》只是民间流传的私学，直到东汉经学大家郑玄为其作笺，才开始盛行，其他三家反而逐渐式微。
唐朝初年，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以毛亨的传、郑玄的笺为基础进行疏通注释，最终完成了《毛诗正义》。这部著作不仅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还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毛诗序》中提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
《左传》中也明确记载了州吁发动叛乱一事，诗中也点明了“孙子文仲”、“平陈与宋”，因此《毛诗序》的说法基本可信。
前三章的内容基本没有争议，按照《毛诗正义》的注释，可以翻译成白话文：“战鼓隆隆，士兵们踊跃操练。有人修筑城墙，有人服劳役，只有我一个人跟随孙子仲远征南方，平定陈蔡。打了胜仗却不让我回家，叫我如何不忧心忡忡！ 在哪里才能安顿下来？我的马儿又在哪里丢失？你们到哪里去找我呢？也许就在那荒凉的山林之中吧！”
最后两章的内容却在历史上引发了极大争议。西汉《毛诗故训传》认为：“契阔，勤苦也。说，数也。偕，俱也。”
东汉郑玄与毛亨观点大体一致，但他认为“说”是“悦”的通假字。《毛诗笺》写道：“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执其手，与之约，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
郑玄明确指出，这句诗指的是“战友情”，并引用诗句中的“与其伍”作为佐证。郑玄是汉末经学大家，他为《毛诗》作的笺注在《周礼》《仪礼》《礼记》之后，解释《诗经》时多引用《礼记》，虽然有些牵强，但他的观点在之后几百年间都被奉为圭臬。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男女之情”说的是王肃。他与郑玄一样，也是博览群书的大家，在魏晋时期极具影响力。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提到：“郑学出而汉学衰，王学出而郑学亦衰。”
可惜的是，王肃所著的《毛诗注》《毛诗问难》等书并未流传下来，但《毛诗正义》中引用了他的解释：“言国人世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由于王肃与郑玄在学术上意见相左，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男女之情”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未能成为主流。直到唐朝的《毛诗正义》，仍然坚持“战友情”的解释。
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疑古之风的兴起，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指出：“《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欧阳修赞同王肃的观点，也认为这首诗描写的是夫妻间的爱情。他根据州吁联合陈国、蔡国攻打郑国一事提出质疑：第一，州吁当时是篡位者，人心不向着他，并非像郑玄所说存在士兵反叛和逃跑的情况；第二，《左传》等史料记载，当时并没有发生战争，只是包围了郑国五天就撤军了，因此士兵临阵脱逃、背弃誓言的说法也不成立。
直到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诗集传》问世，“男女之情”说才真正成为主流，并在元明清八百年间无人撼动。
近代学者钱钟书先生也认为是指男女之情，并在《管锥编》中对王肃的说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演：
《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正义》：王肃云：“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按《笺》甚迂谬，王说是也，而于“契阔”解亦未确。盖征人别室妇之词，恐战死而不能归，故次章曰：“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死生”此章溯成婚之时，同室同穴，盟言在耳。然而生离死别，道远年深，行者不保归其家，居者未必安于室，盟誓旦旦，或且如镂空画水。故末章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步入21世纪，“战友情”再度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描绘的情感深沉厚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与两情相悦、白头偕老的爱情相比，难道就低人一等吗？
笔者认为，无论是将其解读为战友情还是爱情，都无伤大雅。重要的是，这首诗中所蕴含的“生死相约”的真挚情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